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逝世：又一位文人巨将逝去了，国学与国家的一大损失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季羡林这个名字太过熟悉。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然而，当我们用这些词语描述季羡林生前的荣耀时，却难免有些苍白。人们痛惜他的离去，不仅因为世间从此少了一位博学多思的学者，一位精于语言的英才，一位连接中印文化、中西文化的摆渡人，更是因为中国从此少了一位守护真话与良知的世纪老人。

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活到98岁高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早就活超了“预算”。季羡林以其特有的朴素与学养，感动中国、感动世界。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在看望季羡林时谈到，季老的书里人生，同样是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即使是在“牛棚”挨整时，也没丢掉自己的信仰。更令人敬佩的是，季羡林甚至利用在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

今天，许多人在为名利奔忙，更有人因此失去了底线，全然没有老一代知识分子为求真知，宁坐几十年冷板凳的毅力与真诚。而这方面，季羡林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皆堪称楷模。胡适曾说，做学问要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与季羡林齐名的香港学者饶宗颐说，季羡林笃实敦厚，摇起笔来却娓娓动听，光华四射。张中行则认为季羡林以一身兼具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

普通、朴素、敦厚，也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直接、最平易的印象。一切应了诗人对他的评价———“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即使是在其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时，季羡林也不以名人自居，有时自嘲和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国学大师相比，自己只是“一个杂牌军而已”。

哲学家斯宾诺莎说过：“为真理而死不容易，为真理而活着就更难！”应该说，季羡林为人所敬仰，除了学识，同样在于他从容地、真性情地走过一个世纪。季羡林把说真话当作自己一辈子的事业，“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要丢掉自己的良知。”

一个知识分子，以罕见的温和、超人的毅力、寻常人难以企及的睿智，温和而坚定地走完了动荡的20世纪，走完自己的一生。从晚清到中华民国再到新中国，虽说自己的一生“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但熟悉季羡林的人都知道，他“毕生认真，饱尝苦头”，而他的《牛棚杂忆》也因此被出版界视为“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良人已去，良知犹在。在《病榻杂记》一书中，季羡林力辞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等三项桂冠，以求“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季羡林表明自己不做“国宝”，但他心里一定认同这种说法，即真话与良知才是一个国家最不可或缺、最需要珍视的“国宝”。永远坚守自己的良知，只说真话不说假话，相信这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季羡林和他的爱猫（1997年10月10日摄）。新华社 发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我国著名学者、国学大师、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７月１１日上午９时在北京３０１医院辞世，享年９８岁。

　　记者当日上午从北京大学获悉，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

　　另据人民网消息，季老最后一位弟子钱文忠哀痛不已，特别在其博客上贴出《哀告》。他特别提到，上午11时，国务委员刘延东赶到医院，12时，温家宝总理也赶到医院。温总理满含真情地讲：“我准备在8月6日为您祝贺生日，还准备几个问题和您讨论啊。”

　　季羡林生前，温家宝曾5次前往北京301医院看望他。

　　季羡林：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季羡林，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

　　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曾在济南三合街小学、济南一中、山东大学就学。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

　　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据新华网

张颐武（学者，文化评论家）

　　是知识分子精神高地

　　张颐武得知季羡林去世的消息后感到意外，“在北大，大家都觉得季老身体很好，好好保养能活过一百岁，谁知他还是去了，实在可惜。”在他看来，季羡林朴实平易，人格中有着“玉”温润的气质与可贵的品质，“他是20世纪到21世纪转折点上一个象征性人物。”张颐武说。

　　张颐武认为，季羡林是一个将传统士人精神与现代专业知识完美结合的人，“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有听到关于季老的人格污点或负面传闻，当下不乏专业精进，但在人格道德上却被人诟病的知识分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季老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地。”尤其让张颐武佩服的是，季老目光高远，视角独特，他对于“中国文化复兴”的思考，以及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思想的阐发等为学界提供了新视角。

　　对于季老的去世，张颐武认为是季老对自己一生的完整而完美的总结，“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伤悲。”

　　葛维钧（著名学者、季老学生）

　　受益治学精神和态度

　　葛维钧说，季老做了一辈子学问。不管是在什么状况下，都没有停止。他的学术成就肯定会在历史上留下重要的位置。“他对我最大的影响也是在治学的精神和态度上。他写《糖史》的时候，已经八十多岁了，但他仍然不管严寒酷暑每天都到图书馆查阅资料。经常是看了半天，一个有用的资料都没有，只能怅然若失地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

　　葛维钧说：“有时候发现了新的线索，季老就兴高采烈起来。他的喜怒哀乐通常都是跟做学问联系在一起的。我现在做学问，也从来不敢想当然，遵从先生的教导，查阅第一手资料和工具书。”

　　尹守峰（季老母校济南一中校长）

　　生日礼物未能送出

　　“听到季老去世的噩耗，我的第一感觉是不太相信，说实话，也不愿意去相信。”尹守峰说，“上次见到先生时，他精神很好，谈吐好，思路也清晰。回忆起在母校济南一中的生活还饶有兴致。”

　　尹守峰告诉记者，6月上旬，他还赴北京与季羡林先生的家人商议为季老办一个小范围的生日庆祝活动。“和季承商议的是7月20日办这个生日会，初步方案都做出来了。代表母校送给季老的生日礼物也已经早早买好了，是山东潍坊的一家嵌银工艺品厂用金箔和银线编制成的‘寿’字圆盘。”尹守峰表示，这件未能送出的生日礼物现在还陈列在济南一中：“这是一件饱含着一中人、家乡人情谊的生日礼物，遗憾的是，季老并没有能看到它。”

　　唐师曾（新华社记者、季老好友）

　　人生路上一座灯塔

　　刚从珠江采访回京的唐师曾听到季老逝世的消息后，自言“老鸭心比冰寒”。

　　在唐师曾看来，季老就是生活中的一位老爷爷，也像小说中的神父，还像一座精神灯塔一样指引着晚辈们行进的道路。“和他聊天的过程是很享受的一件事，他会倾听你的意见，他认为好的会赞成你，认为不好的还会批评你。当然，对于我决定要去做的事，他大多数持鼓励的态度。”在唐师曾眼里，季老对事认真，对人认真，对学问更认真，事事讲资料、讲考据，因为毕生认真，所以做学问饱尝苦头。

　　探访病房

　　纸笔仍在大师已去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301医院季老生前所住的病房。当时，一位中年妇女正在整理病房里的用品。她说，自己照顾季老每天的饮食起居快两年了。

　　“头两天只说身体不太舒服，但没想到这么快就走了”，面对季老的突然离世，这位年逾五旬的山东女子黯然神伤，话语间，不停叹气、摇头。

　　她说，季老生前喜欢写字，也喜欢读报，但随着他视力的下降，每每都是由旁人念新闻给他听。

　　记者在病房内见到，装有橱窗的书柜内还有些尚未被清理的笔和纸，床头柜上摆着大花篮。走廊内，正对病房的窗台上摆有一个黑色边框的鱼缸，一条金色的观赏鱼慢慢地游来游去。